刘志勤：“依赖中国”在西方何时成了罪过

2021年中德之间的贸易额达到2450亿欧元，中国连续六年成为德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。今年以来，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反复搅动了市场稳定，给中德贸易产生一定影响，也一度给德国企业在华信心造成一定冲击，但仍有超过半数的德国企业看好中国未来发展。疫情逐渐平稳后，市场信心迅速回升。许多德国企业家坚持认为，疫情只是阶段性现象，德国企业依然看好中国的稳定和预期。德国大型企业如大众、巴斯夫等继续加大对华投资，此外还有近三成德国中小企业决定实现生产“本地化”，以减少材料价格波动和市场冲击可能带来的影响。德国金融界对中国的银行交易业务，贸易融资发展潜力以及资本市场同样充满信心，不少金融精英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未来大有可为。

德国政界对华态度的反常变化令人深思，但也有其内在逻辑。德国工业在二战以后迅速崛起，并很快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。随着“德国制造”成为德国崛起的招牌，德国马克也成为国际市场炙手可热的“硬通货”。这些成就和辉煌也让德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分享受到尊严和荣誉。但是，德国膨胀的经济政治抱负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和欧盟的“天花板”制约，这让德国政治精英很不舒服，却又无计可施。

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日前称，德国对中国的“天真已经结束”，德国经济部正在制定新的对华贸易政策，降低对中国市场及产品的“依赖性”。他的这番言论在全球经济界乃至德国内部都引起不少人摇头叹息。德国政府历来以政策制定的稳定性和成熟性闻名，也因此赢得了全球经济界和企业界不少人士的好感和尊敬。然而德国政府近段时间针对中国经济的“脱钩”言论一再损害外界的这一印象。有德国金融界的朋友对笔者说，要和中国“脱钩”的做法才是真正的“天真”，是自讨苦吃。还有的企业主无奈地叹息：“我们最风光的日子是和中国市场合作的几十年，现在看，好日子要过去了。”

德国在二战以后依然保留美国驻军，安全上受美国和北约的保护，德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带有“美国色彩”也不足为奇。不得不听命于美国，是德国无法完全独立自主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德国在华企业通过多年的经济人文交往和融合，对中国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人权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感同身受，对中德联系的不可分割程度理解很深。但是在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之后，德国政府很难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公正判断。

现在西方政界有一种极不正常的倾向，似乎在产业链上“依赖”中国是“危险”的、甚至是“罪过”，对这一点应当设法纠正。一个最简单的市场经济学原理是：哪里的市场稳定，购买力强，劳动力技术熟练，生产效率高，就“依赖”哪里，而不是“依赖”政治偏见选择市场。决定市场的，应当是市场主体，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政府官员。中国成为其他国家企业可以“信赖”和“依赖”的伙伴，这是中国人通过诚实守信、踏实肯干的行动挣来的。更何况，当今全球化本就是各国相互依赖的关系，依赖程度深应是各国之“幸”而绝非“祸”。（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）

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，德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。无论是大型制造业企业，还是数不清的中小企业，几乎都从中国市场上获得了丰厚回报。像制造业集中的巴登-符腾堡州和北威州，那些机械制造和纺织设备厂商，甚至是多达数百家的二手设备经销商，在中国市场都可谓如鱼得水。

德国经济一直是欧洲经济的支柱。长期以来为支撑欧盟繁荣，德国消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。但随着俄乌冲突持久化，德国像“三明治”一样受到来自美国、欧洲和俄国的多重压力，德国政界感到力不从心，把怒气、怨气撒到中国头上。殊不知，这样做只会令德国严峻的通货膨胀和就业形势雪上加霜，让德国经济陷入更大的麻烦。德国与西方过去数十年同中国保持紧密经济合作，经济大体一直能稳定保持低通胀、高发展。其“高通胀”几乎与同中国“脱钩”的宣传同时发生，这个事实难道还不具备说服力吗？

然而近年来德国政界开始鼓吹与中国“脱钩”，产业链外移。一家在江苏设厂三十年、专门从事室外体育用品制造的德国企业主对笔者说：前几年德方计划把生产工厂搬到东南亚，但是去了以后发现当地除了人工略为便宜以外，其它一切条件都不如中国，结果企业成本不降反升，决定还是继续在中国开发新的产品。有过这类经历和感慨的德国企业不在少数。他们对于德国政府的态度转变感到不解和困惑，特别是对德国政府如此反常地干预市场活动感到“吃惊”。德国政界对中国抱有偏见，这是德国企业家的共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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